“一带一路”下的我国钢铁产能走出去，存在挑战
　　首先，政治风险。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项目看，基建、公共产品和服务等领域占据主流，很多项目由我国的国有企业参与，甚至占据主导，这要求东道国的高度认可性和政策稳定性。
　　从沿线已经投运的项目看，2015年已经有了一定的危机爆发，如1月，斯里兰卡新总理上台，重新审查外商投资贷款条款并调查腐败行为，已经叫停 了价值14亿美元的科伦坡中资港口城建设项目，另据调研，截至2014年年中，斯里兰卡从中国的贷款总额累计40亿美元；2月，柬埔寨政府宣布暂停中国企 业承建的4亿美元水坝项目，预计2018年前都不会开工。
　　其次，管理风险。沿线国家的多民族、多文化、多语言和多宗教信仰，挑战着中国企业的海外项目运营能力，比如海外项目投建阶段的土地、矿产、交通设施等主体和配套设备建设问题；运营阶段的税收缴纳、劳工纠纷等属地化管理问题；甚至是企业清算和退出机制的安排。

　　中国钢铁企业到一个环境成熟度还不如国内的国家搞合作开发，所遇到的问题将超过去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，而且，所遇到的问题甚至是开创性的，当地人根本没有思考过相关问题。
　　再次，环保风险。从污染源看，存在废水、废气、废渣的“三废”污染。本质上讲，环保风险属于管理风险，但针对钢铁的高耗能、高污染特点，以及国内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历程，重点讲一下环保问题。
　　比如中亚地区，生态环境脆弱，因此，钢铁企业要重视废水、废渣的处理，根据投建地的风向特征，解决废气问题。部分国内企业的环保意识较为淡漠， 而钢铁环保成本很高，国内吨钢环保运营费用200元，“一带一路”沿线法律环境发展不成熟，钢铁企业抱着侥幸心理会引发环境纠纷。

　　中国钢铁走出去要具备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，目前，天时、地利的外部环境已然具备，中国钢铁要实现“一带一路”输出和转移，还要进一步实现“人和”。
　　第一步，谨慎选择投资地。
　　钢铁产能输出的沿线市场机会，基本都在人均GDP三千美元的“第三世界”国家。“一带一路”沿线65个国家中，35个国家人均GDP仅3000美元，相当的国家仍有内战。
　　因此，要对当地投资风险有足够的调查，从当地政府、当地非政府组织或者地方势力了解情况，如果企业难以控制和化解当地潜在的风险，应当理性地决 定不投资。投资地的选择上，优先和亚投行、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进行合作，从而进行独立的风险评估。目前，缅甸、老挝等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风险较高，而苏 丹、叙利亚、也门、利比亚等中东北非地区的国家信贷风险较高。
　　再有，充分利用“一带一路”的相关政策，优先选择已与我国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相关国家，利用政府关系增加对东道国的责任约束。在和外国接触过程中，利用项目投资契机，结合我国“一带一路”双边合作产业园的政策，推动所在国开辟专门园区，对接我国产业投资政策。
　　第二步，谨慎选择合作方案。
　　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与中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，同样也有相当多的历史纠葛，如哈萨克斯坦、蒙古等国在中华史上的分分合合。另一方面，“一带一路”存在着多个大国的利益切割，介入俄罗斯、美国和欧洲在中亚、南亚的势力范围。因此，要加强研究选择方案。
　　首先，以股权分散破解政治风险。在对东道国进行资源能源等敏感行业投资，国有企业应避免采用独资形式，尽可能选择与国内大型民营企业、东道国企 业、全球跨国企业合资或合作，可以淡化国企的政府色彩，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，避免政治风险。和东道国企业合作，有助于将东道国利益联系在一起；选择与跨国 公司合作，不仅可以降低风险，同时也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经；还可以组建产业投资基金，从而淡化投资主体的主权特征。
　　其次，以治理本地化解决管理风险。抛弃以往中国企业走出去形成的中国城的孤岛现象，实行员工的本地化，并逐步过渡到管理层的本地化，增加东道国员工对项目的认同感，尤其注重和引导有来华经历的青年吸纳到管理层队伍，从而保障项目的执行力。
　　再次，以一揽子方案化解环保风险。我国已经积累了相当成熟的钢铁行业节能降耗和“三废”治理经验，“一带一路”项目建设标准要高于所在国的法律 要求，树立良好的中企投资形象。在项目投建运营，吸纳国内成熟的环保解决方案提供商，吸纳所在国环保部门和环保企业的力量，严格执行环保设施和主体工程的 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“三同时”制度，积极落实相关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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