退出机制应重点考虑就业、金融、财税等制约因素
　　探索建立钢铁产能退出机制，早在2009年的钢铁振兴规划中就已经提出，化解产能过剩提出的就更早了。但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钢铁产能“年年淘汰年年涨”，“淘汰落后”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了“推倒一座旧的小高炉，上一座新的大高炉”，钢铁产能不减反增。
　　钢铁产能“退路”为何这么难走?中国冶金规划院院长李新创分析，资金密集、劳动力密集，令钢铁项目一方面对GDP贡献大、承载就业多，另一方面转产成本高。地方政府往往对其“一见倾心”，企业却是“进门容易、出门难”，钢铁产能只能是“向前走、难回头”。
　　人员安置，是钢铁产能退出首当其冲需要考虑的问题。按照河北省的任务安排，唐山市5年内要削减钢铁产能4000万吨，估算任务完成后，将有十几万人需要就业安置。
　　债务风险是钢铁产能退出需要防范的风险之一。“最不想让钢铁产能退出的是银行。”李新创说。当前中钢协会员企业的负债率高达70%左右，贷款总额达到1.3万亿元。加上其他非会员企业，全行业债务总额可能超过2万亿元。在去年唐山市的关停行动中，对部分企业只能拆烟囱不能拆高炉。“高炉前几年就抵押给银行了，现在厂子停了，以后怎么处置，还不清楚。”一位企业高管说。在前几年的扩张式发展中，许多钢厂都将设备抵押给银行，以换取建设资金。“如果这些项目进入政府的淘汰序列，极有可能变成银行的不良资产。”李新创说。
　　钢铁产能退出，也不得不考量地方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。当前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来看，钢铁产业仍是位于第二支柱产业——装备制造业的2.4倍。对于许多以钢铁为支柱产业的地方，产能削减之后，如果没有新的产业补充，经济增长难免伤筋动骨，民生投入也会碰到无米之炊的尴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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